“五言诗”报告中的越位与缺位

2014年,山西运城盐湖区人大常委会报告采用“五言诗”形式,首开文风创新的先河,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2015年2月6日召开的盐湖区人代会上,盐湖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治所作的人大常委会报告,仍然采用了“五言诗”的格式,洋洋洒洒6000 言,文风清新,诗韵依然,听起来耳目一新,读起来朗朗上口。(2月12日中新社)

当地媒体刊发的评论对之不吝赞誉,称在向来有蕴蓄低调、持盈保泰的传统的中国官场文化中,该领导能够如此“出头”创新,堪称开风气之先者,应该被敬礼。单纯就创新的“尺度”而言,其勇气也确实值得鼓励。可人大工作报告,非一般的文体,人大会议现场也非一般的场合,即便是转文风,也还需讲究一定的“时宜”与“分寸”。当这样的如有诵诗之状的报告在现场响起,又有多少人还会将目光聚焦在报告的具体内容上,而非五言诗形式本身,已然存疑。

五言诗报告虽较之于一般的报告语言,在形式上的确做到了创新,但却又有反倒增加了形式主义、过度堆砌之嫌。洋洋洒洒六千字,将本来枯燥无味的报告写成了五言诗,文字功底或确实不浅,是否有他人代笔,我们也不得而知。但若在严肃的会场,即便无刻意为之,领导的“才情”抢了报告的风头,这怕是与应有的气氛不甚相符。于此而言,这样的创新报告,首先就有“抢位”之嫌。

与抢位对应的,或是某种角色的缺位。作为区人大主任,在地方两会上汇报过去一年的人大工作情况,汇报完毕后还得接受代表们的审议与讨论。严格说,在这个场合中,这位人大主任所扮演的是一位“被质询者”的角色,是汇报者,因为过去一年的工作情况到底如何,还需接受各方的审议与评判,报告是否通过,还需看各位代表的意见。换言之,不说是忐忑,也至少是非常严肃的。但是在这种充满“诗意”的汇报中,让人感受到的却更多是一种轻松自如的、激昂的语调。

如果真的做了实事,报告有料可讲,其实就更不必要挖尽心思去创作这样的五言诗了,以平时的语言和盘托出,不怕让人感受不到“成绩”。文风之变,说到底还是作风转变自然而然的结果,也不可能有独立于作风之变的文风创新。创新本身值得提倡,但一旦逾越了应有的界限,就可能走向极端,得不偿失。文风转变的尺度究竟在哪,官员的个性、才华又该如何得体地表达,确实需要一番好好思量。□朱昌俊(华西都市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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