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芳:26年公益路常做常新也越活越年轻

每年的三八妇女节,人们都会回望女性在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和成就,倡导女性个体的独立、自尊和自强,分享女性内在的善与美。

英雄种子社群中的一期伙伴王振芳,是四川省金堂县社会工作者协会(以下简称“金堂社工”)负责人,她有着26年从事公益的经历,被亲切地称呼为“王大姐”,还带领机构在县域开展了许多公益项目,持续帮扶乡镇县域留守妇女、儿童等困难群体。

“川妹儿”王大姐身板轻,声音却洪亮热辣;她眼里总是闪烁着亮光,脸上也丝毫看不出岁月的痕迹。她笑称,是公益让她“驻颜有术”。

“老者安,朋友信,少者怀。”这是金堂社工秉承的理念,也是王大姐一以贯之的信仰。

2008年汶川大地震,全国各地涌来了很多公益机构到四川。在那之前,我一直在参与一对一助学项目,自己掏钱捐助少数民族的小朋友上学。但是2008年,见到外面这些公益机构时我才发现,虽然筹钱很重要,但是公益不能只有钱。

当时我们虽然在四川,但信息不对称还是蛮严重。一开始我们以为,灾区群众吃的肯定都是方便面或者无法加热的罐头食物,我们就赶紧筹措新鲜的、热的食物到灾区去。

去之前我们提前联系了都江堰当地,受灾群众们都很有序地来领热餐,现场他们都很激动,这让我们也觉得很值。

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其实灾区已经有了很多全国各地运送过来的物资,援助到汶川的物资甚至是过剩的。

有一些专业的公益组织认为,灾后群众需要得到“软性”的帮助。大地震让他们遭遇了生离死别,这些幸免于难的人们,其实内心是非常脆弱的。那些经历过灾难的孩子,他们需要心理的抚慰,那些因灾祸失业的群众,则需要有专业的就业指导……

这些对当时的我来说都是很新的概念。作为经历过地震救援和帮扶的一员,那个时候我就想,金堂县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个这样的团队,集结尽可能多人的力量,才能在需要的时候发挥更大作用。

我的性格就是,想了就干。于是我们的队伍(金堂社工)在08年地震后就成立了,这也是金堂县出现的第一个公益组织。

我相信一直以来,金堂县各个地方,肯定有很多人单独在做好事,但是那一年,我们第一次集结成了团队。

到2022年,我投入公益事业算算已有26年了。我们机构目前注册的县域志愿者已有一百多人,但实际上参与日常公益活动和项目的人不止这些。

不同的项目我们会结合各方优势,和不同的团队合作。比如,做司法社工的团队,我们会协助链接到公益律师;还比如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这样的一些专业人士,也会参与到我们各个项目当中来。本地民众对于我们开展的公益项目都还是很支持的。

可以说,目前金堂社工从某种程度上,已经在县域营造了大众积极参与公益的良好氛围。

我们有一个自己的品牌项目叫爱的传递,为本地留守儿童每年送上一份新年礼物。虽然我们筹措资金的过程很艰辛,但已经坚持了十二年,最早一批接受我们礼物的孩子,现在都成年了。

爱老助幼,所以我们努力让遇到困境的青少年儿童,能够在社会的关爱下健康快乐地成长。

金堂县在经济层面不是特别的困难,但城乡差距是有的,还有不少留守儿童。现在的互联网发展让信息越来越扁平化,即便是最偏远乡村的孩子也能通过手机知道城里孩子们的生活状态,而这非常容易造成孩子们心理损伤。

我和团队在调研中发现,虽然不少乡村学校设置了完备的篮球场、乒乓球台,但是孩子们参与运动的积极性很低,运动器材利用率并不高。在课余时间,更多孩子都把时间花费在电子屏幕上。

所以我们发起“爱远行-运动改变生活”项目,想通过好上手、时髦的软式曲棍球运动,把更广阔的世界,还有更新奇的体育活动,带到留守儿童们身边。

软式曲棍球是一项易学习、高参与度和强互动性的运动。这个项目可以让孩子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提高自己的身体素质以及团队协作能力。而且这个运动男生女生需要一起参与,可以把男女平等的观念从小传递给乡村留守儿童。

当然,最初接触软式曲棍球的时候,会有男孩子抱怨队伍里的女生打得不好。但比赛规定了场上一定要有女生,志愿者和教练就会鼓励男女生之间多沟通、交流经验。

男生和女生在体能上确实有一定差异的,这个我们不否认,但是我们团队中的女生表现慢慢也越来越好,男生们竟然也会大方地夸赞女孩儿们,说“打得真好!”

有一次,我在学校里看见一个女生在赛场边蹲着,也不说话,我去问她怎么不上场打,她说在等队友下场换自己。

我就问她,你喜欢运动吗?结果她回答说,不喜欢,但是愿意来参加我们的曲棍球校队。因为她之前没有想到软曲运动这么好玩。

这个“好玩”竟然成为了她克服对“运动”的厌恶,敢于上场锻炼和比赛的原因。我想,或许我们真的让孩子们通过软曲爱上了运动。

软式曲棍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规则意识非常强。例如,球杆在后挥杆不能过腰,挥杆到前面的时候不能超过膝盖,也不能把球杆举过你的肩膀。

通过趣味运动,我们把这种规则意识传递给孩子们,对他们未来走入社会是有好处的。

2021年,我们带孩子参加了首届全国中学生软式曲棍球锦标赛(西南赛区),没想到就是这支“不起眼”的乡村留守儿童队伍,竟然最终拿到了所在组别的冠军。

当时观赛的家长特别激动:“原来我的孩子也可以参与这种国家级的比赛,而且表现得那么好。”

家长和他人的肯定对于增强孩子们的自信心和荣誉感有非常大的影响。他们有可能一辈子都记得这件很值得骄傲的事,我也打心底儿为他们感到开心。

很多公益组织的关爱活动都是从关爱“三留守”(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开始的。我们也做了好多年,但是我觉得传统意义的“关爱”没有办法很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

我就开始思考,有没有一种方法能根治这个留守的现象,比如让当地的人创业,吸引在外务工的人回来。

留在乡村最多的、有劳动力的,实际上是留守妇女。我们就选了一个乡镇,通过当地妇联一起商量,怎么样才能更好地帮助到这些妇女。后来通过调研,我们选择了黑山羊养殖,因为金堂县本身就是黑山羊产地。

其实我们一开始也想过,选个20户人家进行试点,一户人发几只羊,但其实这样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他们当年卖了钱最多能赚个几千块。最后就选了四户人家做示范,一户人家发20只黑山羊。

在项目设计上,我们也请了专家对村民进行黑山羊养殖培训。多年前乡村振兴的一号文件就说了,产业发展是重点,社会治理是基础。此外,我们项目还配套了一些法治宣传活动、创业技能赋能。

有了黑山羊“硬货”再加上这些柔性的软件配套起来以后,我们发现真的会吸引到在外打工的人回来发展。我们试点的一户人家中,就有男人从打工的地方返乡,和老婆一起养殖黑山羊。

我也从这个项目中总结到了一个经验:要让农民愿意返乡,当地一定要有产业让他留得住。

但是因为经费原因,这个项目没有一直继续下去,但项目内容和经验已经转化为了农民获得了农业产业方面的知识,带给了他们新的经济发展思路。我相信,一个地区的人在认知上面发生了变化,那他们形成的产业会更好。

比如,早先机构成立时,我们做了一些传统的慈善行为;后来社区有需求,在当时没人做的情况下,我们二话不说就直接去摸索。现在模式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多人投入到社区服务中来时,我们就退出来,开始做社会企业的孵化,做乡村振兴、司法社工等全新尝试。

我算是做地方公益最早的那一波人,有些当年的同行者慢慢地都在离开这个圈子。

但是我这个自认为知识比较匮乏的“老年人”还在不断扑腾,在周围同事的眼里,我就是一个年轻的“老人”,一直在学习和尽量争取更多的进步。

疫情刚开始时,政府文明办和团委找到我,说要招募志愿者,我觉得新年期间大家都放假,找人可能有点悬。但是我们一发布需求到社工群里,马上就来了十多个人自愿报名。在我们后来继续发布执勤点后,又来了好多志愿者。

因为疫情期间买东西比较麻烦,我们临时开了一个微店,大家在线下单购买农民蔬菜,由志愿者们配送到居民家里。志愿者们买不到口罩,就自制口罩跑出去做志愿服务。

后来这个微店坚持开了五十多天,见证了大家的一腔热血,也让我看到我们这个机构在金堂县的感召力有多么好。

我母亲快离世前,我非常难以接受,所以选择将她送去ICU延长生命,导致她最后的时刻没有人陪伴在身边,成了我长久的遗憾。

后来我看到社区英雄王莹的“临终关怀”项目理念,才明白怎样做才是更好的面对生死。而且他们已经成功地把“临终关怀”项目推进上海的很多医院,但这种理念和项目模式在我们县域特别少。

所以我们协会联合家园社工与金堂县第一人民医院,开启了“灯塔-用微光照亮生命尽头”临终关怀项目,致力于为濒临死亡的老人带来生命尽头最后的温暖和关怀,也为他们的家属提供丧亲辅导。

我想以亲身经历带动更多人关注临终患者及其家属,让大家尽可能正视死亡和丧失的过程,让每一个生命走得更有尊严。

在做(离世)心愿清单的时候,我们发现老人们写下的愿望尽管没有(也难以)被全部实现,但参与项目的每一位老人写完清单都很开心。因为在这个项目之前,老人们的很多愿望到人生离世都是藏在心里的,没有人去关心过,所以他们都很珍视这个机会,哪怕只是说出来、写下来。

除了项目创新落地之外,我们还在做其他的各类探索。比如从去年开始,尝试视频号直播、短视频制作等。我们也希望新的一年,能够继续推广社会企业在县域的孵化,并把乡村振兴板块做好。

我们的团队在很多方面还需要提升,但是我们也一直在不断地努力,去挑战新的方式,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的足迹,看到我们在做着这样有意义的事情,并加入我们。

我想传递我自己的一个想法,就是做公益会接触到很多新的理念,接触到很多具有新思考的人,只要秉持不断学习的理念,一个人就能保持起码思想层面的年轻态。